文|吳軍
我在柏賢展覽結束後,重新思索了他的作品。第一次看到柏賢作品時,我自己將他作品看做是利用繪畫建構攝影,像是作品〈遊樂〉類似於「慢快門(Slow shutter)」創造出的動態模糊(Motion blur),或者作品〈海邊老房〉類似於「過曝(Over-Exposure)」產生的強烈明暗對比。我在與柏賢聊天過程中,不難發覺他對於光線的敏銳觀察力,這種觀察力也延伸到整個展場規劃上,整體設定上偏暗的展場搭配他所提供的燈具,光線由地面仰角打上作品畫面,或者將日光燈安置於牆上的畫旁,產生與傳統展燈截然不同的光影與色溫,他試圖改變已經被定型的藝廊空間。空間中產生出一種幽暗的光暈,讓觀者游離於「白立方(White cube)」與「黑盒子(Black box)」間的灰色地帶。
如果撇除柏賢想利用光來呈現的畫面氛圍,從柏賢的創作角度來看的話,他自己在這邊的解釋為:「人物的缺席與介入,從記憶中捕捉生命的經驗與想像誤差。」在主體被剝奪/虛化的外型下,只留下一坨分不出空白/光體。這種類似於夢境的情感折射,所反射出的是台灣人的日常情景,它出現在記憶之中,或者說是柏賢將其呈現在畫面之上。
我認為柏賢的作品比起記憶,更可能是重構出人類荒謬的日常,作品本身更相似於卡繆(Albert Camus)在《薛西佛斯神話》(The Myth of Sisyphus)對於荒謬的三段推論:
第一個是人類異化的過程,我們從日常不變的機械化中厭倦,而產生自我意識。之後我們能選擇-重回機械化/覺醒,如果要脫離只能選擇-自殺/恢復原狀。像是在作品〈老市場〉柏賢都從台灣人的日常場景(這邊是市場街景)尋找靈感,建構的是整個台灣人的共同記憶,傳達出來的是台灣人整體被異化的情境。
第二個是怪異感,世界上晦澀難解之物、非人性的東西。我們在畫面中所看見的發光主體,它帶有人的特質,卻非人類。像是作品〈我的朋友在哪裡〉形成一種讓人難以解釋的詭態(Grotesque)情境,我們想方設法將當作神祇或是鬼魂,對它賦予宗教或儀式性意義,以彌補我們對於未知的疏離感與恐懼。
第三個是死亡,每個人都必須經歷,卻無死亡的「經驗」(除非你真正的死而復生),不然我們只能談論他人死亡,成為精神上想像的替代品。像是作品〈摩托車〉倒地的摩托車,我們可能永遠也不得而知騎士生死狀態。如果將人作為主體,它是「缺席」在這幅畫作裡的,傳達出無法「被經驗」的經驗。
最終我們應回看到柏賢所創作出的動物作品,它們也繼承了荒謬本質,例如〈出遊〉系列中的猩猩,牠亂入的人類生活的場景,奪取我們的目光。另一方面,我們也如同動物般在不變的平凡生活中博取一絲關注,而從中衝撞僵固的荒謬情境。或者以上所有論點都不應成立,創作本身更像是薛西佛斯不停推動巨石一樣的徒勞,我們永遠無法給其最終的論述,只能盡力在其中尋找樂趣。
תגובות